廣州與南洋的貿易航線,早在先秦時期已經建立。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熏爐、犀角、象齒、琥珀和一些香料,可能都是從南洋進口的。其中有五支大象牙,已確認是非洲象的;還有一個用錘鍱工藝制成的蒜頭凸紋銀盒,具有濃郁的古西亞波斯銀器的特點。這些似乎都告訴人們,兩千多年前廣州與南洋存在某些未被史籍記載的交往。

帆船出海,黃金自來:廣州人靠海發達

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銀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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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后,派出龐大的官方貿易船隊,攜帶黃金、雜繒(絲綢)等商品,從番禺(廣州)、徐聞、合浦等多個港口出發,開辟海上商貿通道。船隊的篙工楫師都是從本地募召的。船隊在渺渺南海中,航行五至九個月,可到達都元國(越南南圻一帶)、邑盧沒國(泰國華富里)、黃支國(印度東岸)和已程不國(斯里蘭卡)等地港口,與埃及、大秦(東羅馬帝國)和希臘商人進行交易。

南宋人周去非的《嶺外代答》記載:“三佛齊國(室利佛逝)在南海中,儲蓄水道之要沖也,東自阇婆諸國,西自大食、故臨諸國,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。”三佛齊國即印度尼西亞,阇婆即爪哇,大食即阿拉伯,故臨是印度半島西南部一港口。上述諸“國”,很早就已成為廣州重要的貿易伙伴。

東羅馬帝國,中國古籍上譯作“拂菻國”,亦即拜占庭帝國,統治范圍包括歐洲東部、亞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廣大土地。羅馬人用毛織品、麻布、金屬、玻璃、琥珀、珊瑚、樹脂,交換中國的絲綢。這些商船來回一趟,往往耗時數年。行程的千難萬險,超乎想象。而長盛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,亦在驚濤駭浪的歲月中,漸次形成。

漢代的紡織,已可以生產出單色錦緞和色彩豐富的絲繡,以渦卷圖案與菱形圖案搭配,展現出精致、華麗的視覺趣味。希臘和羅馬商人,把絲綢帶回歐洲。那時的羅馬人,幾乎都穿粗布麻衣,絲綢簡直是可以讓人羽化成仙的神物。當第一位穿著絲綢衣服的婦女出現在公眾面前時,引起的震動,不亞于刮過一場颶風。人們驚呼:“天啊!有哪個穿這種衣服的女人敢說她不是赤身裸體,曲線畢露?”

絲綢在羅馬掀起了軒然大波,一方面由于絲綢太過輕薄,引起道德上的憂慮;另一方面,價格過于昂貴,在羅馬市場上,一磅絲綢的價格,竟達到12兩黃金,大量進口,威脅到羅馬的國庫,所以公元16年,羅馬元老院頒布限制奢侈的法令,禁止男人穿絲綢衣服,只有婦女才可以享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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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泡:墓主人所穿的“珠襦”上的裝飾品。其工藝技術與中國本土的不同。是中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的物證之一

這種如同黃油一樣細滑的絲織物,是怎么生產出來的?羅馬人百思不得其解,只能作童話式的猜想:在東方大地邊緣,有一個與世隔絕的神奇國度,覆蓋著茂密的森林,有一種羊毛樹,人們天天向樹灑水,然后從樹上采摘一種輕柔的絲線,織成絲綢。商人繪形繪色地描述,在那個神秘國度里,風和日麗,空氣鮮美,生活安寧,每一寸空間,都是色彩斑斕,芬芳襲人,大地像鋪著柔和的絲綢。從這些描述看,更像是亞熱帶的中國南方。唯有如此美好的地方,才配出產絲綢。故事口耳相傳,愈傳愈美,愈傳愈神。羅馬人干脆取“絲”的發音,把中國叫做“賽里斯”(Séres)。

東漢延熹九年(166),東羅馬帝國的使者第一次踏上了廣東的土地,當時中國人也在積極尋找通向西方的航道,雄霸東南沿海的吳王孫權,曾遣使出海,開拓航路,因此對東羅馬帝國使者的到來,歡欣鼓舞,熱情款待,了解他們的風土習俗。

東羅馬帝國視中國的絲綢如天珍,千方百計打探其生產原理。中國人小心翼翼地嚴守著秘密,長達數百年之久。傳說羅馬僧侶曾冒著砍頭的危險,把蠶種藏在鏤空的手杖里,從中國偷帶回歐洲,東羅馬帝國才開始有了蠶絲業。從拜占庭藝術中的龍、鳳、孔雀及荷花圖案,亦可略窺中國文化的蛛絲馬跡。

東晉時代,只剩半壁江山,匯聚廣州的各地商人,越來越多,仿佛半個中國的商人都擠進來了。從廣州輸往內地的名貴商品,有雀頭香、大貝、明珠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孔雀,以及無數村野匹夫叫不出名的奇珍異寶。這些東西,并非全是廣東土產,很多是廣州商人用絲綢等物,與南洋蕃商交換得來,再轉運北方。封開雖然是交州治所,但缺乏做海外貿易的條件,海舶只能停靠廣州,蕃商也只認廣州。

廣州與羅馬之間,終于打通了兩條直航路線,一條從羅馬出發,穿過尼羅河通紅海的古運河,循紅海向南,跨過印度洋,從太平洋西南部,經交趾七郡而達廣州;另一條從羅馬到緬甸南部海口,經伊洛瓦底江,北上至云南保山。5世紀時,廣州至少已和東南亞、西亞15個國家與地區有貿遷往來。阿拉伯人記下了廣州人西行的足跡:“中國的商舶,從公元3世紀中葉,開始向西,從廣州到達檳榔嶼,4世紀到錫蘭,5世紀到亞丁,終于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占商權。”

晉代的廣州的珠江岸線,已移到惠福西路。坡山(位于惠福西路五仙觀附近)有一個重要碼頭,史稱“坡山古渡頭”。碼頭周圍形成了繁華的商業區,客棧連門接戶。廣州商人和印度和南亞人的蕃客做生意,也和北方的商人做生意。1994年,在德政中路以西、擔桿巷以北的地方,也發現了一個唐代的碼頭遺址。但它不是外貿碼頭,而是一些內河船停泊的,后來這里發展為廣州最大的鹽運中心。

每年一吹東南季風,坡山便熱鬧了,一班財大氣粗的買家,天天跑來打探消息,翻譯們也成群結隊在碼頭“打躉”,生怕錯過了什么機會。每當海舶的風帆,隱隱約約出現在遙遠的江面上時,碼頭上便歡聲四起,鳧趨雀躍。海舶埋岸,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。商人們爭著上船驗看新貨,好像敲開了寶藏的大門。

各種商品擺在大街上,琳瑯滿目,堆積成山,買賣雙方圍成一圈,漫天要價,就地還錢,村聲潑嗓,百口喧呼。因為南朝宋、齊、梁、陳,不斷變幻大王旗,沒有哪種通貨是大家都信得過的,漢代的五銖、貨泉、大泉當千、大泉二千等,雖然還在流通,但商家都不太愿意使用,要么用金銀交易,要么用鹽米布帛交易。到傍晚收市,各自散去,熱鬧一天的街衢,終于安靜下來。但這種安靜,仿佛只是為明天更大的喧囂,積蓄能量。

這時到廣州做官,已不再是“一聞雙淚流”的苦差,而是個肥缺。東晉南朝時,坊間流行一個說法:“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,便得三千萬也。”《晉書》夸張地形容,廣州“包山帶海,珍異所出,一篋之寶,可資數世”。南朝時,廣州的海貿,已成為南梁的重要財政支柱。據《南史》所說,由于地方官的貪苛,外國海舶不勝其擾,初時每年只有三幾艘,后來蕭勱出任刺史,纖毫不犯,海舶增至每年十幾艘,“歲中數獻,軍國所須,相繼不絕”。梁武帝感嘆:“朝廷便是更有廣州。”

在一篇為廣州刺史歐陽頠歌功頌德的碑文中,以華麗詞藻形容南陳時的廣州:“工賈競臻,鬻米商鹽,盈衢滿肆。新垣既筑,外戶無扃。脂脯豪家,鍾鼎為樂。揚袪灑汗,振雨流風。市有千金之租,田多萬箱之詠。”勾畫了一幅欣欣向榮的太平盛世畫卷。以致陳朝亡后,隋朝派韋洸于接管廣州,引起當地人強烈不滿,擔心換一群新的餓狼來,又要重新喂肥。于是番禺人王仲宣率眾造反,主張恢復陳朝,竟然得到不少當地豪族的響應。最后隋朝不得不派大軍平亂,又請出土著首領冼夫人,安撫本地人,軟硬兼施,才平息了風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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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朝是一個說不清的朝代,隋煬帝楊廣的“煬”字,有荒淫怠政的意思。帝王家的奢靡淫逸、窮兵黷武,受到歷史學家責備,但隋朝的南海貿易卻十分暢旺。開皇九年(589)嶺南初定,文帝楊堅即下《安邊詔》,敕戒廣州,不得侵漁前來通商朝貢的海外客商,“外國使人欲來京邑,所有船舶沿泝江河,任其載運,有司不得搜檢”,確保貿易暢通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記述,自從楊廣開通濟渠之后,“自揚、益、湘,南至交、廣、閩中等州,公家運漕,私行商旅,舳艫相繼。”由于海上商旅頻繁,官府在廣州扶胥鎮修建南海神廟,以保佑海不揚波,風調雨順。

大業三年(607),楊廣派遣使臣常駿出訪赤土國。赤土國到底在哪里,也沒人說得清,有人說是蘇門答臘島,有人說是馬來半島,《明史》則認為,赤土國就是暹羅(泰國),“暹羅,在占城西南,順風十晝夜可至,即隋、唐赤土國。”

常駿從廣州出發,漂洋過海。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,赤土國怎么會知道他的到訪,是一件神秘之事。常駿到達時,赤土國派了三十艘船組成歡迎船隊,以金鏁纜船,奏樂擊鼓,迎接貴賓。常駿登陸后,走了一個月,才到達國都。國王派王子那邪迦隆重出迎,以兩頭大象開路,持七彩孔雀蓋,男女百人奏蠡鼓,婆羅門二人引路,請入王宮,盛宴款待。常駿送上大捆絲綢和各種禮品,賓主盡歡,熙熙融融。后來王子還跟常駿回訪,送金芙蓉冠、龍腦香給楊廣作為禮物。在常駿訪問赤土國11年后,隋亡唐興。常駿有沒有活到唐朝,不得而知,但他風光了這一回,也死而無憾了。

(圖片來自網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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